被酒厂赶出来的人 —— 鲤鱼洲札记之二十一

1970年初,不足十六岁的我下放来到鲤鱼洲。

按照分配命令,我和同学王柏林、陈福荣、谢竹秀、杨玉清、喻艳标、彭丹、王虔阳和万勇等人来到酒厂报到。

酒厂隶属于加制连,是货真价实的团直属单位。在万余名下放到鲤鱼洲的知青中,留在团直属单位的不及一成。所以,能在酒厂工作,是很幸运的了。对我而言,更有受宠若惊之感!在那讲究“阶级成份”的年代里,像我这样出身不好却能进入团直属单位工作的人,确属凤毛麟角,能不“若惊”嘛?!

当时,酒厂还在基建,其标志性建筑——那座高高的蒸馏塔已经完成了外部工程。在广袤的鲤鱼洲上,塔体如奇峰突起,十几里外的地方依然醒目可见。每逢遇见熟人,问起我在哪个单位工作时,我总是很自豪地挥手指向“高耸入云”的蒸馏塔。看到朋友们羡慕的目光,心里别提多美了。

酒厂的最高领导是加制连连长欧剑波,一位1948年入伍、年近四十的广东籍现役军人。说起这位连长还真不像个老广,膀粗体圆、虎背熊腰,肤黑个头大,身高近一米八十公分;他嗓门特大,吼一声,传播半径至少二百米。那形象,仿如一条咆哮的西北狼。在很多情况下,这位西北狼连长军容风纪不整,可他经常批评我们不是帽子没戴正,就是衣扣没扣好。当有人反唇相讥时,欧连长毫不客气地教训道:“学习解放军要学优点,谁叫你们学缺点了?”

那时,清华大学农场有几位专家在酒厂帮助工作。一位名叫达秀的女大学生担任专家的助手,那时她很年轻,鼻梁上架着一幅眼镜,白净、清秀的面孔在朔风的吹拂下泛出淡淡的红晕,一招一示中流溢出女性特有的矜持。在以贫下中农为师的年代里,清华的专家们、大学生达秀,还有那一排排、一堆堆的试瓶、试管等玻璃器皿在我眼里就是知识的象征。尽管专家们衣着粗糙,且谦卑、低调、不张扬,但高雅的气质就像清新的空气洗涤着浑浊的大地。

虽说捧着酒厂的“金饭碗”,可我丝毫不敢懈怠。因直觉在提示我,它随时可能被夺走。为此,我事事谨慎,少说话,多做事,做事不怕苦和累。蔬菜班需要人帮忙,我第一个挺身而出;码头卸货人手不够,我毫不犹豫地跳上甲板。数九寒天的鲤鱼洲,呼啸的狂风鞭笞我瘦弱的躯体......

政治学习时,我勇敢地“狠斗私字一闪念”。恰如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,不厌其烦地向“上帝”忏悔自己的罪行。用幼稚的情感、真实的嗓音感谢领袖的恩赐,讴歌时代的辉煌。

女知青也阿荣出身剥削阶级家庭,为了在酒厂站稳脚,她不顾一切地干活,相信她的的体力透支已超越了生理的底线。有一次轮船卸货,满仓的大麻包,包包重量都在二百来斤,别说扛它,我推都推不动啊,可阿荣硬是把它扛到了肩上。

阿荣大我三五岁,下放也早几年,她矮矮的个头,黝黑的皮肤,显得非常结实。但巨大的麻包几乎将她覆盖,压得脊背佝偻。看到她走在连接甲板和码头的跳板上,步履维艰、颤颤巍巍时,我不禁黯然泪下。

(我们曾经朝夕相处)

担忧别人的命运,也是为自己未卜的前程忧心忡忡。事实上,无论我怎样努力,那位执掌知青命运的欧连长对我异常冷漠。

一天晚点名时,欧连长不指名地批评某一知情伪装积极,追求不讲阶级立场的知识,崇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。欧连长鄙视地说:“这个知青之所以如此,并不奇怪,因为他出身剥削阶级家庭。”不消说,那个伪装积极的人就是我了!

一天,班长指挥我和南昌知青王玉生把一台磅称从库房抬出去。库房里放有试管、试瓶等各种仪器,行走其间须小心翼翼。

手持扁担,可不知将扁担放置在称体的哪个位置。两个缺乏最基本的劳动常识的毛头小伙,做出了个错误的决定:将扁担顶着磅秤的计量刻度器。

“一、二!”我俩一声吆喝,把磅秤抬起。

这时,所有的重量聚集在计量刻度器上。计量刻度器是铜质材料,虽说精致,却没有负重力。只听“咔嚓”一声,计量刻度器断裂,磅称翻倒在地。转瞬间又听到“哗啦啦”的响声,低头一看,好些个试管、试瓶被磅称砸烂,满地的碎玻璃片。

我知道,自己闯下大祸了!

第二天,欧连长做出决定:鉴于我导致国家财产蒙受“巨大损失”的严重错误,将我再次下放接受改造。

19704月,一个潮湿、阴沉、冷漠的日子,我终于被酒厂赶走了。挂着委屈泪水的我,沮丧地向西而行,往三营十一连走去......

八年后,我离开了鲤鱼洲。继而做工、卖苦力,后来又高考、读大学,再后来在警卫森严的机关上下班......

岁月催生了白发,刻出了额头的邹纹,可鲤鱼洲的记忆无法冲淡。